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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我们走自己的路”

2016-10-14  来源:湘潮  作者:吴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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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网提示】: 1934年底,红军到达乌江边,根据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的建议,准备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天的会议,周恩来主动承认错误,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对“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

遵义会议:“我们走自己的路”
 
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在此召开

  怀着崇敬的心情到达遵义时,已是黄昏。街道上挂着的红红的中国结,在绵绵春雨的滋润下显得更加鲜艳。遵义是一座古城,老城与新城夹湘江而建,城墙高耸,雉堞相望。遵义党史研究室的刘畅告诉笔者,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过,街道以丁字口为中心,红军到遵义时,古城风貌犹存。遵义会议会址在以文化名人郑子尹(郑珍)命名的老城子尹街,临街有一个大宅院,它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第。大门上有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唯一的题词:“遵义会议会址。”这6个大字飞洒、遒劲,充满革命豪情,令笔者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在这里召开了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共产国际这根“拐杖”甩掉了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站在遵义会议的大楼前,讲解员郭婉莹深情地回顾起遵义会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讨论了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者中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次会议后,毛泽东参与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工作。

  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红军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

  而此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两个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4个师、周浑元2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企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而此时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他们的言行导致了部队思想的混乱。

  红军到底何去何从?生死攸关的选择再一次摆到了中央红军的面前。

  1934年底,红军到达乌江边,根据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的建议,准备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就在中央红军紧锣密鼓准备强渡乌江之时,博古、李德却拖起了后腿。12月30日,李德找到博古说:“乌江更大,红军血浴湘江的悲剧将在这里重演。”博古深叹了一口气,回应道:“我们不能在相同的问题上再失败一次。”两个人深聊了一个晚上。

  12月31日,博古找到周恩来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的进军路线重新讨论。于是,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中共中央决定在贵州猴场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李德、博古坚决反对毛泽东“强渡乌江”的提议,但是当大家要求他们提出新的方案时,他们却一筹莫展,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见。这个会议跨了一个年度,一直开到1935年的1月1日凌晨。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另外,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今后军委再做出新的作战部署时,必须在20人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才能执行。

  从此,“最高三人团”对红军的指挥权被“政治局二十人团”所取代。著名的军旅作家王树增评论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李德、博古的决议遭到了集体抵制,虽然研究的只是军事方针问题,但是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政治态势,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向李德、博古说‘不’了。”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乌江天险。次日,红军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此时,乌江成了红军的天然屏障,刚刚到达贵阳的薛岳也正忙着抢夺贵州大权,而遵义附近的其他部队也难以对红军造成实质性的危险。由此,一直被动挨打的红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此时,遵义会议的召开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在毛泽东等领导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进行总结之时,作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也十分纠结,他也希望找到真正的原因。1月10日,博古找到周恩来说:“一两个月来,毛、张、王、彭、林等人对我们很有些意见,大家要求开会,检讨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周恩来早已想“趁这个能喘气的时候,好好地总结一下”,因此回应道:“是要好好地总结,起码要准备两个报告:一个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一个是研究下一步的军事方向。”博古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了。

  “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决了

  会议是在柏辉章的旧宅召开的。旧宅主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一楼一底,青瓦灰墙,上下两层均有回廊,廊柱上砌拱券,东、西两端有转角楼梯,屋顶保持中国传统样式,窗上镶彩色玻璃。二楼东侧呈长方形的客厅,就是遵义会议主会址。

  一楼的东侧则是红军总部第一局机要科所在地。走进这间屋子,笔者仿佛看到这里文书飞传的画面,听到老式的发报机向红军各部传递和接收信息的声音。但这里却听不到李德、博古期待的来自共产国际的声音。“1934年10月,作为和共产国际联系中转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坏,损失了一大批电讯器材,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遵义纪念馆馆长陈松介绍说,“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联系中断却酝酿着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就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只能从零星得到的情报中,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而恰恰是这种相对的隔绝,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根据俄罗斯公布的中国档案资料,仅1923年至1927年间,联共中央政治局就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甚至规定了连领导人选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或指定。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树军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常讲的三次‘左倾’错误,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

  接到会议通知后,毛泽东就对住在一起的张闻天说:“老张,你应该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批评。”张闻天说,如果开会,非得把一年来的“三人团”在军事上的失误讲出来,让他们看看,“特别是那个洋顾问,十分顽固,今后不能再让他指手画脚了”。

  经过秘密的酝酿和策划,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确定了两条方针:一是只讨论军事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二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各军团首长召来开会。“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能争取到最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以达到更换领导层,改变中国命运的目的。”刘畅解释说。

  1月15日晚上七点,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遵义纪念馆制作了一个3D模拟情景剧,反映了遵义会议召开时的基本情况,生死攸关的方向问题是会议的切入点。在剧中,博古作报告时有些趾高气扬。他说,红军一路来坚持的路线政策大体上是正确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太强大。

  博古的讲话并没有得到认同。接下来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指出了“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在情景剧中,张闻天接着周恩来的话说,“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强大是不对的。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4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时,张闻天从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张闻天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听着张闻天的报告,博古不停地拿着茶杯喝水,手里的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时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张闻天的报告作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时候,时针已经指向深夜十二点半。博古说:“今天的会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晚上继续。”第一天的会议,博古没有说一句话,但大家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愤怒。“张闻天对博古虽然有一些嫌隙,但从没有这样激烈地在会上反对过他。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好像又拉长了,这是博古无法理解的。”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黔生介绍说。

  博古的军事报告让大家很是不满,张闻天的反报告又让会议剑拔弩张。路到底该如何走下去?大家都很期待第二天的会议。

  “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

  第二天晚上的会议,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发言矛头直指李德,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大部分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发言点头赞同,但是当时负责共青团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何克全,却突然站起来发难。在情景剧中,何克全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他的战术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中学来的。”

  毛泽东听了何克全的话,也火了,站起来反唇相讥道:“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靠着一幅并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

  聂荣臻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李德坐在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王稼祥在躺椅里抬起身体,用一只手轻轻按着腹部的伤口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对于行军打仗,没有谁比总司令朱德最有发言权,他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表明了态度,支持毛泽东。一向沉稳的朱德,还说了一句当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伍修权在《往事沧桑》中这样记载:“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听了朱德的话,所有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沉默了。就在这时,王稼祥从担架上支着身子,坚定地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王稼祥明确提出要换领导班子,其他红军指战员纷纷同意。王稼祥的建议像一声惊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几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起遵义会议中王稼祥对自己的支持时说:“是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第二天的会议到此结束了。当天晚上博古一夜未眠,他感到十分委屈、沮丧、痛苦、愤怒,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长征风云》这部书中记录了博古当晚写下的一段似诗非诗的话:“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博古是多么希望看到红军早日摆脱困境,但是他不懂军事,没有办法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

  第三天的会议,周恩来主动承认错误,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对“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他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周恩来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过去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李德、博古对周恩来的讲话惊呆了,而其他的与会者则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4年的艰苦努力和曲折斗争,中国共产党以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这个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1982年,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1年,但它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让它穿透历史的尘埃依然熠熠生辉。照搬别人的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这是遵义会议留给我们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的:“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责任编辑: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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