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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

2016-07-07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张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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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就说道:“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早有认识。清代近300年的历史,是世界急剧变革和动荡的时期。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活动,帝国主义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新疆曾一再遭遇列强觊觎入侵、内部动乱及民族纷争的危局。不过,由于清朝在新疆广泛实施屯垦成效显著,基本成功抵御了外族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抑了内部动乱及分裂活动。

  巴里坤屯田帮助清朝统一新疆

  清朝在统一中原、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后,把统一新疆提上日程。而在统一过程中,尤其是与噶尔丹势力的战争中,清朝逐渐认识到后勤补给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分兵三路进击噶尔丹部,深入漠北3000余里,终于在昭莫多大败噶尔丹。追击噶尔丹的三路大军,仅用于运送粮草的大车就有7000多辆,每辆车用四匹骡马拉拽,使用畜力达3万匹,运粮队员1万多人,整个运送粮草的队伍浩浩荡荡达50余里。清朝最终消除准部势力,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达68年之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补给问题。

  为了统一天山南北,彻底解除噶尔丹的威胁,清朝开始在巴里坤屯田。巴里坤,水草丰美,地处天山东部的哈密北部,是进出新疆的门户,早在唐朝就已成为屯田重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正月,清军进驻巴里坤后,将军席柱向康熙奏报:兵丁米粮不能接济,部队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于是,康熙发布诏敕命令,先让500名绿营兵在巴里坤专事耕种,给予口粮、耕牛、种子,并指派专人负责屯田事务。此后,清朝不断加强巴里坤的屯田力量,共立二十三营屯田兵,形成了周围二百余里的屯田区。至雍正元年(1723年),巴里坤收获了青稞21060石有余,解决了巴里坤大部分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在乾隆统一新疆前夕,巴里坤已经成为新疆屯田的示范区和粮食供给最重要的补给地,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屯田的官兵达到1000名,屯种田地18700亩,不仅大量种植青稞,而且开始种植小麦、豌豆等作物,生产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巴里坤屯田,不仅稳定了清军在新疆的边防阵营,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他们的军粮问题,为统一新疆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后方基地和后勤保障。此后,清朝又陆续在哈密、吐鲁番地区屯田,这些屯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军长途运粮之累,最终使得清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准部势力,统一了新疆。

  屯田促进新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从巴里坤屯田开始,清朝揭开了新疆屯田的序幕。在屯田开发过程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清代以来中国史上先后有三大长征奇迹——锡伯族西迁、土尔扈特部东归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三大长征奇迹中,清朝屯垦新疆时期就占了两个。土尔扈特部东归自不待言,是清代乾隆时期民族回归与社会融合的代表,而锡伯族从东北横跨近万里到伊犁屯垦的事迹更为可歌可泣。

  锡伯族,原来居住在盛京(今沈阳)一带,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月,清朝政府从盛京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20人,携带在册家眷共3275人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这批锡伯族民众在满族官员率领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伊犁地区进行屯垦。途中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700余名,主要是后来追上的不愿分离的亲人和途中出生的350名婴儿。据传,当年乾隆皇帝曾亲口许下“六十年回故乡”的诺言,而今4个60年都已过去了,锡伯族仍然固守在第二个故乡新疆伊犁。今天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

  除锡伯族外,清朝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从甘肃的肃州、安西、高台、敦煌、张掖、武威、中卫等地向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乌垒、奇台、昌吉、奎屯、精河等地移民7586户,进行屯田。由清朝组织的新疆屯垦移民,不仅包括大量的八旗子弟移民、绿营兵、陕甘贫民,也包括新疆乌什、叶尔羌、和阗、吐鲁番、哈密等地的维吾尔民众,这些维吾尔民众曾一度迁徙到伊犁等地进行屯田。不同民族的屯垦移民一起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共同生产生活,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一个多元、开放、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对于新疆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新疆官吏治理与新疆省逐步建立

  新疆管理无小事,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乱。因此,清朝非常重视在新疆官吏的选拔使用。乾隆皇帝就有意识地把他认为可堪培养、可委大任的官员派往新疆,他认为:如果能在新疆“随事尽心办理”,必定是能成大器的人,“朕必加恩特擢”,从而让在新疆的官员看得见前途与未来。因此,这些官员在新疆任职期间,大都兢兢业业,恪遵职守,为屯垦戍边、维护地方稳定尽职尽责。乾隆一朝,很多督抚大学士都有在新疆任职的记录,并且成绩显著。当然,对于不称职的官员,哪怕是撒谎诬陷,也要撤职查办。如,额敏和卓是乾隆皇帝非常欣赏的新疆地方官员,并委任其总理南疆事务。有一次,额敏和卓来京向乾隆报告说,喀什噶尔城的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为人贪婪,常常以权谋私。乾隆马上让人调查此事,结果是噶岱默特不仅没有以权谋私的事情,而且受人拥戴,这件事是额敏和卓有意陷害,以泄一己私愤。虽然额敏和卓在乾隆统一新疆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乾隆对额敏和卓仍予以免职处分,让他回到吐鲁番“安居静养”。

  新疆屯田管理不仅为清朝政府培养了大批重要干部,而且还促进了新疆州县制和新疆省的建立。清朝统一新疆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府,在新疆实行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军事统治。随着屯垦尤其是民屯的开展,甘肃、陕西等地民众不断进入新疆,屯垦地域逐渐扩大至整个天山北路。为加强对这些屯垦区民众的管理,清朝逐渐设立民治机构。从1773年起,清朝在巴里坤设镇西府,乌鲁木齐设迪化直隶州,其他地方分别设阜康、昌吉、绥来、宜禾、奇台等县。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大力推动新疆建立行省。1884年11月,新疆省正式建立,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当时的新疆省下有道、府、州、县诸级。新疆省的建立结束了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长期实行的军府体制,使新疆与内地行政建制一体,政令一致,有利于新疆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

  新疆土地得失,与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关系

  清代后期,新疆的土地有失有得,或者是失而复得,但都与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关系。19世纪中期,以沙俄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大肆侵略,大清帝国割地赔款,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库页岛等地,以及西北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尽入俄罗斯之手。这些被分割出去的地区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没有进行屯田移民。就新疆而言,虽然清朝十分重视伊犁屯田,但也仅限于伊犁九城周围、塔城一带,而对于更为遥远的巴尔喀什湖一带,仅是羁縻而已。所以,当俄罗斯1862年在北京与清廷谈判割地条约的时候,俄方坚持中俄西北的边界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所有卡伦之外尽作为应给之地”。所谓“卡伦”,就是清军在边界常设的哨所。清朝在巴尔喀什湖、斋桑湖、伊塞克湖等水草丰美之地,既没有常设的驻军更没有进行移民屯田,因此,在沙俄武力威胁和政治讹诈下,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将中国西境的三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连同周围广大地区共达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占为己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1871年,俄国乘机出兵占领新疆军政中心伊犁地区。为收复新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根据新疆敌情及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在战争中尤其注重解决战争后勤补给问题。因此,左宗棠一方面努力筹运粮饷,整顿军队,改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左宗棠在哈密的四个月时间里,组织军民大力改善天山的运输通道,修筑盘山路,并多方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减轻内地长途调运粮草的困难。在左宗棠的大力支持下,张曜在哈密屯田积粮成效显著,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当时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在观看了部队军容军貌和后勤准备后感慨道:“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在逐渐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屯垦开发活动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他设立善后局和分局,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并收留清军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从而使新疆一度中断的屯垦又逐渐恢复起来。《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这个成就的取得,是与屯垦戍边的传统和实践分不开的。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曾文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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