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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2016-10-09  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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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7月23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小船上,12颗年轻的心聚在一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推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迅猛发展。1927年8月1日,不屈的共产党人打响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第一枪,随后发动领导各地的武装起义,在白色恐怖的重重包围中建立起红色政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1936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延水河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1946年6月,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然而,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发起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土崩瓦解。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展读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在残酷恶劣的环境中越来越壮大,最终战胜貌似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反之,为什么一个执政20余年、拥有强大军队的政权,在与“泥腿子”组成的工农军队的较量中,败的如此之快、如此之惨?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从党史权威结论中,人们可以知悉这一问题的基本答案。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磨砺,人们仍然有着愈加强烈的进一步找寻答案的动力。近日,笔者在一次延安之行中,重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艰难曲折的光辉历程,思想上再一次受到强烈震撼,认识上又有了新的飞跃,有了自己新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发扬民主,追求进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进步的社会力量,形成了最广泛最牢固的统一战线。而国民党始终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排斥民主,走向反动,坚持执行一党专制、一人独裁的黑暗统治,最终丧失了一个政权赖以维持和巩固的根本基础。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了一支人民的军队。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为正义而战、为民族独立而战、为人民解放而战,在数量和装备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而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迷信金钱和武器装备,失去了道义的力量,终究“无可奈何花落去”,败走孤岛、偏安一隅。

  ——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健全组织。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村里,实事求是,朝气蓬勃,建设了有科学理论武装、有健全的组织体系、有严明的纪律、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成熟政党,成为取得革命胜利的领导核心。而国民党背弃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党纪废弛、四分五裂、精神涣散、腐败丛生,从一个曾经倡导民主共和的进步政党,堕落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旧恶势力。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制度。制定和执行了农民拥护的土地纲领,实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救济民生,广大人民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生产,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使人民政权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而国民党政权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运用官僚资本控制经济命脉,纵容行政权力对广大民众的盘剥,百业萧条、民生凋敝,失去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支持,加速了反动统治的灭亡。

  鲜明的对比验证了古老的警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政权的命运,最根本的取决于其对人民的态度,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

  国民党政权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

  也就剥夺了自己存在的基础


  立国之本,在于为民;执政之基,在于为公。人民的基本权利能否获得最大程度的保障,是一个政权能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政权建设的根本是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有深深植根于人民的利益之中,才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的拥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往今来,盛世明君大多善用民力,凝聚人心,成就一番伟业。而腐朽昏君则必然劳民伤财,众叛亲离,落得国破身亡。正如孟子所言:“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曾经的国民政府,曾经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宗旨,违背了政权的生存之道,对广大人民的利益视而不见,肆意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遭致广大人民的唾弃,剥夺了自己存在的基础。

  一、民主政见遭残酷压制,人民为获得自由权而抗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每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责任感的中华儿女的自然情感。正是这样的情感,使人民对政府更为关心,更为关注,更加积极地投身到为国家和民族富强独立的活动中。鼓励人民关心国家,为社会发展各抒己见,是一个政权应尽的责任。它不但符合人民的利益,也更符合政府的利益。国民党政权不但没有保障人民为国家建言献策的权利,反而用野蛮、专制的手段,粗暴地压制民主政见,将人民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不同政见的野蛮压制,催生了要民主、要自由的运动。近代中国,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许多爱国人士,满怀爱国热情,积极参与到国家救亡与民族解放的进程中。他们大声疾呼社会改革,积极组织民间抗日活动,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国民党政权犹如讳疾忌医的病者,不反省自身政策的得失,对来自国民党内左派的政治主张、其他党派的社会改良政见、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言论,统统视为异类,一概排斥。甚至将各种民主政见当做为害国家的行为疯狂打压。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要民主、要自由成为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一面旗帜,将国民党左派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强劲对手。

  对进步报刊的无理查封,作茧自缚走上了正义的审判台。报刊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社会公平公正的守护者。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严密控制社会言论,不允许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尤其是对各种进步报刊进行无情打击。无论是呼吁停止内战的,还是反对专制的,只要是有悖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意志的进步报刊,都遭到无理查封。只要是与国民党政府意见相左、不与苟同的人,无论是普通的记者,还是知名的报社主编,都会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社会舆论界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记者被害、报刊被封、报社被砸已成家常便饭。仅1946年秋,国民党特务以逮捕所谓“共党嫌疑分子”之名,先后在西安、北平、天津、广州、昆明等地查封进步报刊265家,大量记者遭到野蛮逮捕和关押。国民党政权的野蛮行径,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的反对,不仅各种进步报刊坚持揭露国民党政权的丑行,就连国民党自己控制的报刊也常常发出质疑之声。国民党政权自己走上了社会公正舆论的审判台。

  对学生运动的肆意镇压,激起了广大学生更加强烈的反抗。学生是年轻的知识群体,素有为国担忧、为正义呐喊的传统。国民党政权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对来自学生的声音也不能容忍,用各种形式压制学生运动。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撕去和平的伪装,发动全面内战。导致教育经费入不敷出,广大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上海、南京、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不顾国民党当局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禁令,走上街头,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宣传。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由各地、各校分散的斗争汇合成更加强烈的全国性斗争,成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力量。

  二、民脂民膏遭贪婪掠夺,人民为维护财产权而抗争

  一个国家真正走向世界强国,必然是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国家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富足安康,整个社会处于一片和谐共荣之中。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国家贫弱,民族屈辱,人民穷困。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却利用手中的权利,将大量社会财富聚集在自己的名下,将“国资”变为“家产”。上行下效,国民党各级官员纷纷在自己职权的范围内,大肆掠夺治下的人民。上至民族企业家,下到普通百姓,无人不受到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的种种盘剥。国民党政权的贪婪掠夺必然激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国家财产成四大家族囊中私物,激起全民公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背靠国民党政权核心统治层,本应对国家、对民族负有更多的责任。然而,四大家族却忘掉了自己的责任,大发国难财,利用一切机会聚敛社会财富。从1928年起,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先后变相地成了四大家族的私家银行。与此同时,孔家的“祥记商行”,宋家的“中国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国货联营公司”及陈家在各地的商行,更是将中国的商、农、百货、交通、进出口、新闻出版乃至影视业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农村,四大家族拥有大量地产,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和高利贷主,通过征收苛捐杂税、抽调壮丁和无偿征用土地等方法剥削和掠夺农民。四大家族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和掠夺,垄断了金融事业、垄断了全国的工商业和农产品购销,是经济凋敝、人民穷困的根源,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

  政府高官成“五子登科”新贵,下层民众怨声载道。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日益背离了“三民主义”理想,逐步走向腐化堕落,国民党人当了官后,就想着如何发财。蒋介石自己就承认:“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尤其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内一股不可遏止的腐败浪潮迅速蔓延。当时,全国上下约有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这些接收大员打着“接收”的旗号,发“国难财”,把土地、企业矿山、国家财产都拿来中饱私囊。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也都纷纷利用手中的权利,尽一切可能追求房子、车子、女子、票子和(金)条子,成为“五子登科”新贵。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们的这些行径,令民怨沸腾,舆论哗然。虽然蒋介石对此有所了解,也试图采取一些措施,但其政权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内部的腐败已经不可遏制,腐败堕落已经将国民党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民族企业成各级官吏嘴中鱼肉,中小资本家忍无可忍。民族企业是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和掠夺,国民党军阀连年内战的破坏和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中国的民族企业整个处于凋敝或发展迟缓的状态中。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步履维艰,日趋困难,规模不断缩小,倒闭的企业急剧增加。在上海,仅从1934年到1936年,就倒闭200多家企业。而没有倒闭的,在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重税之下,在各级官员的勒索之下,也走到了停工、破产的边缘。民族企业的衰退,日益加深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小民族资本家对这样的政府已信心全无,忍无可忍。

  三、工农大众遭野蛮奴役,人民为争取生存权而抗争

  生存权是人民最根本的权利,一个政权最基本的职能,就是为人民的生存提供保障。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能否健康地生存,是一个国家能否发展、稳定的基本前提。只有获得生存权的基本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才会有效获得,一个国家才有兴盛发展的可能。国民党政府治下的中国,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获得保障。在列强侵扰、天灾人祸不断的年代,国家根本没有担负起应当的责任,而是任由强敌妄为、病祸蔓延、灾患肆意。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面对这样的政权,人民只有愤怒、绝望与反抗。

  在贫困中苟活的民众埋藏着怒火。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民不聊生,特别是众多的农民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破产,西方列强不但竭力向中国倾销“剩余”农产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尽力排挤中国的农产品,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花生等农产品的出口,无不遭受打击,而出现严重的销售危机。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之手,地租剥削也日益加重。田赋征收额更是迅速增加,许多地区的田赋,往往预征到20 --40年之后。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彻底绝望。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0多年里,天灾人祸不断。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灾民、流民四处可见。面对这样的境遇,国民政府依然以“攮外必先安内”为目标,连年发动内战,加剧了人民的苦难。1930年的陕西,各种灾情造成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数百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甚至人人相食。当25岁的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来到中国采访时,记录了这一切,“这里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连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头脆如蛋壳。”灾难的中国,赤野千里、尸骨遍地,惨绝人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彻底绝望。

  在天灾人祸中逝去的亡灵也会发出诅咒。国民党军阀连年进行内战,对农村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使自然灾害的为害程度大大加剧。从1927年到1935年,历年都有大灾,无数的农民被夺去生命。1931年长江大水灾,受灾十几个省,灾民五千万,大量农村人口流离死亡,广大农民饥寒交迫。在北方,河南农村,“户鲜盖藏,途有饿殍,年壮力富者多挺而走险,致盗贼起于郊野,哀鸿遍于村原,耕者离其阡陌,织者离其机杼,扶老携幼,逃亡四方。”在南方,安徽农民,“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政权漠视民生的结果,在天灾人祸中逝去的亡灵也会咀咒这个政权的垮台。

  四、无辜平民遭疯狂屠杀,人民为捍卫生命权而抗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历朝历代,残暴君王的疯狂杀戮都没能阻止人民反抗的浪潮。企图用威胁死亡的方式来压制人民的不满,来维护政权的统治,必然会走向不可逆转的败亡。国民党政权以为,用屠刀和子弹,用残忍的手段,就能消灭共产党人,就能压制民主进步人士和广大工农群众,就可以让人民不再敢斗争,不再敢反抗,不再敢揭竿而起。但历史证明,国民党政府用这样的方式和手段,只能激起更加激烈的反抗,最终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白色恐怖点燃起武装斗争的烽火。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背信弃义,背叛了昔日的政治盟友,对共产党人实行残酷的屠杀。汪精卫甚至咬牙切齿地说,对共产党人“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疯狂政策下,大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到1927年11月,共产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骤减到1万多人,被杀害的无辜群众则难以统计。国民党政权高高举起的屠刀,并不能吓到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拿起武器,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武装斗争的烽火燃遍了中华大地。

  同伴的鲜血孕育着反抗的火种。国民党政权为了剿灭红色根据地,消灭共产党存在的根基,对苏区人民大肆屠杀,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苏区的每寸土地。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在鄂豫皖苏区,“昔日墟舍连绵的金家寨,在短短几天内就成为了一个人间的活地狱。”很多革命者全家遭到屠杀。徐海东大将全家被杀了66口,国民党还曾下令一旦占领徐海东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残酷的屠杀面前,革命群众没有退缩,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进行更加猛烈的反抗。红二十五军在敌人疯狂围剿的12个月里,没有一个人开小差。在屈辱受死和英勇战死之间,无数有血性的人们毅然选择了后者,用满腔的热血将革命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

  疯狂的屠杀激发了复仇的火焰。国民党企图用屠杀来维护统治。对红军、红军家属以及和苏区有联系的人们,实行残酷的连坐方式。这些血腥政策,使得原苏区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国民党政府更是曾不无炫耀地讲,“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然而,令国民党政权无法理解的是,就是在这些被疯狂屠杀的地区,参加革命、参加红军的却是最多的。因为,疯狂的杀戮只能激起更千百倍的复仇火焰。

  国民党政权抛弃了政治文明的准则

  也就抛弃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人类政治的文明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进步。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核心是趋向尊重人的生命、趋向尊重法制秩序。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政治斗争中充满了血腥,宫廷阴谋、特务组织、酷刑诛杀,是最常用的手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世界政治日益走向成熟,政治之争、政党之争、政见之争,越来越多地在政治文明的框架内解决。孙中山早已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国民党政权没有遵行孙中山先生的教诲,仍然沿袭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斗争的做法,完全抛弃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准则,奉行特务政治、黑帮政治、嗜血政治,最终将自己的政治对手、民主进步人士和广大民众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一、在特务政治的阴影下,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

  “特务”一词本无褒贬之分。然而,经过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沉淀与积累,特务组织日益赘生于封建专制的国家统治机器之上,无限制地扩大与强化超越国家法律约束的权力,不仅施虐于政治上的反对者,而且经常性地祸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官员乃至普通民众,因而成为集恐怖、凶残为一体的黑暗势力的典型,为人们所痛恨与不齿。国民党统治时期,更加乞灵于特务政治,热衷于使用这种人类社会最黑暗的统治手段并将之奉若神明,特务政治发展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既是国民党政权统治虚弱、缺乏自信的表现,也是国民党政权维护官僚买办阶级利益、蔑视现代政治文明准则的体现,其结果就造成了特务组织、特务手段、特务活动大行其道的黑暗局面,不仅直接危害社会生活,而且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人人自危、离心离德。

  特务组织无孔不入,令人痛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军统”、“中统”机构和人员遍布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党政机关、经济部门和军队各个角落,构成庞大、严密、正规的特务网,整个特务系统有数十万人。国民党特务组织最主要的任务是针对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社会团体进行渗透,侦查获取情报,打击和瓦解对手,同时也担负着监视地方军阀和实力派、军队各级将领尤其是非嫡系部队将领的任务,因而造成国民党内部对特务组织的恐惧、反感和痛恨。这些不满情绪的积累,从对特务本身的仇恨日益演变为对统治集团核心的不信任,导致内部争斗、武装火拼,甚至造成倒戈起义。

  特务活动无法无天,令人愤怒。“军统”和“中统”作为维护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深为蒋介石宠信与依赖的御用打手,有着超乎法律之上的特权和凌驾于百官之上的地位。靠着来自最高层的尚方宝剑,特务活动有恃无恐,无所顾忌,视法律如无物。特务活动不分对象,从国母宋庆龄到党内高官,从首脑机关到地方实力派,从民主人士到平民百姓,都可以进行监视、控制、恐吓、监禁直至暗杀。特务活动不分场合,不管是党政机关还是军队营地,不管是公共场所还是私家住宅,特务们都可以横行无阻,随意抓人。猖獗的特务活动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各级官员和社会民众对特务机构既怕又恨,国民党内部高官也纷纷指责蒋介石“以特务治党”,痛斥蒋介石害人害己的特务政治。

  特务手段无所不为,令人发指。国民党特务继承了古代专制统治下特务政治的衣钵,集残暴、凶恶、恐怖于一身,为了压制政治对手和普通民众,凶狠歹毒,残酷无情,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令人望而生畏。国民党特务最惯用的手段是恐吓,对有反蒋倾向的政治对手和民主人士,采取流氓、无赖以及法西斯式的各种方法,从精神上实施打击、压制。恐吓不成就私设公堂,秘密监禁,利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实施严重的人身迫害。当一切手段不起作用时,就采用暗杀的手段,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反对者。特务机构的恶行令人发指,人们无不把特务机构视为魔窟,把特务视为魔鬼,把国民党黑暗的特务政治视为国家、民族的巨大毒瘤。

  二、在黑帮政治的淫威下,社会生态环境严重毒化

  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必然有着正常的法律秩序,依靠军队、法院、警察等暴力机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使得社会各阶层利益都得到相应的保护。黑帮、黑社会是国家政治混乱、统治秩序失控的必然产物,是严重的社会毒瘤。黑帮、黑社会势力的扩大,会日益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严重毒害社会生活,加剧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不仅没有运用国家机器抑制、消除黑帮、黑社会,建立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反而奉行黑帮政治,将黑帮、黑社会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打压政治对手,荼毒普通民众,这必然导致社会正义人士和广大民众对黑帮政治、对国民党政权的的深恶痛绝。

  带着浓重的帮会色彩起家。帮会势力是旧中国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兴中会、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的早期,帮会势力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帮会势力与现代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并对国民党内一些人沾染的帮会作风进行了抵制与斗争。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与帮会势力有着难以割舍的密切关系。蒋介石本人就与上海青帮头目陈其美、黄金荣、杜月笙等早有深交,或者甘为门生,或者结为把兄弟。蒋介石手下的众多党政军要人或直接出身于帮派,或纷纷与黑帮人员称兄道弟,沆瀣一气。帮会势力也极力与国民党权贵勾结,众多头目被委以军政要职,摇身一变成为“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帮会势力、帮会作风、帮会情结在国民党政治生活中不断发展,为国民党的统治涂抹上浓重的帮会色彩。

  借黑帮之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大革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暴露出了反革命的真面目。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唆使上海青帮势力向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蒋介石借机派军队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公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青帮头目黄金荣和杜月笙等人先是残忍地诱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后来又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大肆搜捕共产党嫌疑分子,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为蒋介石纂夺革命领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黑帮势力成为国民党政权残暴统治的帮凶。黑帮势力借助国民党政权庇护,在邪恶的政治土壤上畸形发展,同时也成为国民党政权维护其残暴统治的帮凶。在政治上,帮会势力充当国民党统治当局的打手,大肆恐吓、威逼、迫害国民党的政治对手和民主人士,成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附庸。在经济上,帮会势力成为掠夺人民财富的帮凶,四大家族借助黑帮势力实施行业垄断,谋取暴利,黑帮势力也运用四大家族提供的有利条件,掌控鸦片、赌博、色情等灰色产业,大幅搜刮民间财富,作为其渗透于政治生活的经济来源。在文化上,国民党政权一方面靠特务组织大搞新闻检查,另一方面利用黑帮势力扩大对新闻报界、文艺界的影响和控制,左右舆论导向,为其恶劣行径披盖华丽外衣。在社会生活中,黑帮势力欺行霸市、横行社会、残害民生、无恶不作。帮会势力的畸形发展,使社会生活弥漫着恐怖的空气,广大民众生活在恐惧中,生活在阴影下,从而导致国民党的政治更加腐败,治安秩序更加混乱,严重地破坏了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执政党形象,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础。

  三、在嗜血政治的枪口下,广大人民群众终于觉醒

  政治与流血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古往今来,任何国家为确保政权的延续和稳定都无一例外地要运用暴力手段。但是,当一个国家政治清明的时期,就会更多地采取较为平和的方式,较多地遵行法律程序,慎开杀戒,减少流血。而当国家政治昏暗的时期,则会嗜血成性,视人的生命如草芥,动辄用暴力手段对付政治上的对手和无辜的民众。国民党极右派靠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纂夺了政权,从一开始就崇尚暴力,迷信杀戮,大量使用人身威胁、人身迫害、卑鄙暗杀等方式,企图用嗜血的政治手段维持统治。然而,正义之士是杀不完的,社会正义的呼声是压不住的,国民党残暴的统治只能激发更加强烈的反抗。

  在白色恐怖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了正义的呐喊。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血腥就始终迷漫在社会上空。特务们采取各种极端手段,对民主进步人士和爱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控制舆论自由。他们用邮寄子弹、打电话或写恐吓信等手段进行赤裸裸的威胁,殴打、绑架、禁锢民主进步人士和爱国群众,大肆查扣销毁“非法”的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并对电台、报馆等新闻媒体进行打砸抢烧,以此控制社会舆论,压制社会上的反抗之声,巩固国民党反动统治。尽管如此,社会上的反抗之声反而愈来愈强烈,有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嘴脸,自觉地加入到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中来。

  在黑暗的监狱里,越来越多的人坚定了反抗暴政的信念。国民党政权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市县设立了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专门用于囚禁、迫害共产党员和支持正义事业的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等,臭名昭著的“白公馆”、“渣滓洞”就是其典型代表。对待追求真理的革命志士甚至家人,强加罪名,大肆抓捕,轻则长期关押,重则严刑拷打,实施非人折磨,秘密杀害亦成为家常便饭,毫无人伦道义可言。不分男女、无论老幼,甚至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都成了国民党杀人魔窟的牺牲品。残酷的迫害非但没有吓倒广大民众,反而更激励了人们斗争的信念和决心。狱中难友积极团结起来,运用各种方式搞绝食、搞抗议,争取民主权利,把黑暗的监狱变成了磨练斗争意志的学校。狱外的同志奔走呼号想方设法组织营救,向世人揭露国民党政权的野蛮行径,使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加入共产党、参加红军、开展自由民主运动,成了广大民众反抗暴政最响亮的宣言。

  在血腥的暗杀前,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决死斗争的勇气。对于那些敢于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人士,威胁和监禁不能奏效,国民党政权就采取更加极端的暗杀手段,妄图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被暗杀的对象上至德高望重的革命领袖,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不仅有进步的民主人士和爱国群众,连国民党内部的元老也不被放过,一个又一个革命志士倒在其罪恶的枪口之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申报》主编史量才,先后被特务暗杀。李公朴先生被特务暗杀后,闻一多先生毫不畏惧,愤怒地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结果也在第二天被残忍暗杀。事实证明,血腥的暗杀不但没能吓倒广大民众,反而促使越来越多的革命志士在血雨腥风中昂首站了出来,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展开了决死的斗争。

  国民党政权丧失了人类的普遍良知

  也就丧失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为政之道,在于人心。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赢得人心的根本在于顺民意、解民忧、谋民利,而这些都源于执政党及其政权的良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在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后,为了实现其独裁统治,不顺民意、不解民忧、不谋民利,不惜践踏人伦、背弃人道、泯灭人性,将政权沦为实现其私欲的工具,走向了反人民、反人类的深渊。从坚持“三民主义”到实行反共、“围剿”,国民党政权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它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也就在所难免。

  一、践踏人伦,社会公正没有了屏障

  人伦观念的出现和巩固,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最重要进步,它有效地确保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视人伦关系,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社会普遍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现代,随着文明的进步,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以公正、平等、诚信为主要特征的新型人伦关系准则。国民党政权没有顺应时代的发展,企图用封建的人伦理念束缚人,造成国统区人伦倒退,社会秩序遭到极大破坏,社会风气严重毒化,公平正义失去保证,精神堕落,从根本上动摇了其执政的根基。

  裙带关系下,鸡犬升天。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根本目的是打倒封建专制主义,铲除寄生在社会躯体上的毒瘤,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然而,国民党政权完全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了一己私利,践踏社会公正秩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父荣子贵、任人唯亲等裙带之风大行其道,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家族亲缘关系、同事业缘关系、同乡地缘关系、师生学缘关系等形形色色的裙带关系,相互交错、融为一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是由裙带关系构成的一个庞大集团,占据了国民党政府中最关键、最要害的部位,控制了国家的人事、财政、外交大权。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担任过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职务,是国民党政府的“财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先后担任过组织部长、教育部长,共同把持着国民党党务。“蒋家天下陈家党”就是国民党政权的真实写照。

  贪欲社会里,尔虞我诈。国民党政权贪婪的本质毒化着整个社会,一切法律、规则、秩序都被看作无物。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信任全无;全社会贪婪成性、腐败成风、唯利是图。在地方,大小官僚们只顾埋头谋利,对人民疾苦置若罔闻;在战场上,将领们拥兵自保,见死不救,对上级命令阳奉阴违;在危难时刻,各派系闻风而变,不惜兵戎相见。这一切,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面对仓促战略转移的红军,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蒋介石精心构筑的四道封锁线,二万里的围追堵截,最终都无法奏效,根本原因在于,在高级将领们私利的笼罩下,国民党的军队完全是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可言。

  二、背弃人道,伤天害理没了顾忌

  讲人道,本质上就是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福祉、尊重人的人格、保障人的权利。人道主义倡导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国民党政权却漠视生命,背弃了最基本的人道,伤天害理没有了丝毫顾忌,最终落得天怒人怨。

  视人民生命如草芥。一个有良知的政党和政权,本应关心民众疾苦、为民谋利,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国民党统治时期,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已经成了各级官员们的常态,不但大批革命党人惨遭杀害,普通民众的生命也得不到应有保障。据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揭露:国民党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受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堤坝,造成黄河决堤改道,死亡人数达89万人之巨,1250万人流离失所。一个政权竟然以牺牲人民来保护自己,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其下场可想而知。

  对战俘冷血无情。有战争就会有战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代时期的战争非常强调“师出有名”,注重战争的正义性,并遵守“不重伤,不擒二毛”的原则。共产党的军队向来把“不虐待俘虏”作为一条铁律来遵守,体现出革命的人道主义。然而,国民党军队对战俘却毫无人道可言,其摧残方法之恶劣、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在宁夏张掖,马家军采取抽肠扒肚、开膛取胆、吃人备馍、扒头皮等方法虐杀被俘红军,被杀害的3267名西路军俘虏中被活埋的2609人,枪杀的575人,烧死的56人,用扒心、挑喉、割舌、断颈致死的达27人。国共两党对待俘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两党胸怀的高下昭然若揭。

  三、泯灭人性,各种罪恶没有了底线

  古人云:“人有理义高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长”,“无怜悯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这表明,没有人性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对于一个政党或政权来说,如果泯灭了人性,同样无异于禽兽,就会葬身于各种无边的罪恶之中。

  虐杀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国民党政权秉承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衣钵,企图靠残忍的手段维持统治。对待共产党人、对待政敌、对待普通民众,都大量使用残酷的手段。比如,腰斩这一酷刑在清朝雍正年间就已被禁,但到了民国却被蒋政权用来屠杀共产党人。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硕勋被打断双腿用箩筐抬出去枪杀,赵世炎被砍头致死,陈延年被乱刀砍死,蔡和森四肢被钉在木板上,胸膛被用刀捅烂。国民党的监狱和特务组织所使用的刑具,如老虎凳、吊索、钢鞭、撬杠、电刑等等,应有尽有,凶残程度令人发指。

  妇女和儿童皆难以幸免。妇女是弱势群体,理应受到特别关照。但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妇女地位低下,惨遭蹂躏。广州起义中的女战士游曦等人被脱光衣服,割掉乳房,尸体被砍成几断。朱德的第一位夫人伍若兰被捕后,被切开肚子,砍下头颅,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刘胡兰被敌人用铡刀铡去头颅时,年仅15岁。“小萝卜头”宋振中出生后8个月就随父母被捕入狱,9岁时被灭绝人性的刽子手刺死在父母的身旁,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年轻的烈士。女烈士黎洁霜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被押到刑场后被告之孩子也难逃一死,她连声恳求不得应允,和孩子一起慷慨就义。国民党政权的这些倒行逆施、丧尽天良、泯灭人性的行径,最终毁掉的是统治的基础,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责任编辑:曾文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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