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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养廉银改革为何失败

2016-08-31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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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调查官员的灰色收入

  很多讨论反腐制度建设的文章,都以雍正养廉银改革最终失败,作为“高薪无法养廉”的典型例子。但这些文章几乎没有一篇剖析清代养廉银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妨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看看雍正皇帝为什么要搞养廉银改革。

  雍正元年,刚刚登基不久的雍正皇帝向全国发下一道谕旨,内容很特殊:要求各省总督和巡抚向他汇报一下每个人的“陋规”情况。他想了解一下,大清帝国的这些“省长”们,每人一年到头能获得多少“灰色收入”。面对这道谕旨,很多地方大吏都陷入惊疑当中。他们不知道皇帝想干什么。不过反复衡量之下,大多数督抚还是决定,老实交代为好。因为通过新皇帝上任后对自己亲兄弟的举动,他们已经判断出这是一位不好惹的主子。

  各地汇报源源不断到达北京。不报不知道,一报吓一跳,灰色收入还真不少。

  署理广东巡抚年希尧(年羹尧的哥哥)汇报,广东巡抚一年例行灰色收入约六万五千两。这在全国总督巡抚中还属于较低水平。山东巡抚黄炳向皇帝奏报,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河南巡抚则奏报:“一年所有各项陋例,不下二十万两。”两江总督查弼纳汇报说,两江总督衙门每年陋规收入也达到近二十万两。

  如此巨额的收入是个什么概念呢?

  清代雍正年间的货币,换成今天的币值,每一两白银大约600元人民币左右(清代白银购买力变化很大,嘉庆之后,一两白银大约值200元人民币)。大清的省部级官员,陋规收入在6万两到20万两之间,如果以一两值600元计,相当于今天的3600万元到1亿2000万元之间。

  那么,清代“省长”每年工资收入多少呢?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清代的巡抚年工资155两,合成年收入9万多元人民币。灰色收入数量居然达到了公开收入的数百至1200倍之多,这实在太惊人了。

  但是,收到了这些汇报之后,与我们想象的“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相反,雍正并没有生气。他提笔做出了温和的批示,对官员们的诚实态度表示鼓励。比如在年希尧的奏折上,他批了这样一段话:

  览尔所奏,朕心甚悦。全是真语,一无粉饰……

  年希尧胆战心惊地向皇帝表示,以后要把这些陋规大刀阔斧地裁掉。雍正不但没有鼓励,还表示了不同意见。雍正说,以前曾有总督和巡抚,沽名钓誉,把陋规裁去了,但是效果并不好,所以你要慎重行事,也不必一下子全都裁掉。意思就是说,这些灰色收入,哪些当收,哪些不当收,你自己做主,我不管。

  原来事事都要“自掏腰包”

  读到这儿,读者可能非常奇怪,为什么以性格刻薄著称的雍正皇帝,居然容许他的臣下继续收受陋规呢?这是因为雍正很清楚这些陋规是为什么产生的。

  如前所述,大清王朝沿袭明制,给各级官员所定俸禄水平极低。巡抚级别,年工资不过155两。而他们每年的实际支出,大约在八千两到两万多两之间。这些钱并非用于奢侈的生活或特殊的享受,而是一个省级官员生活中必需的、合情合理的支出。

  那么,读者可能会奇怪了,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给一位总督或者巡抚大致算笔账,看看他一年要花哪些钱。

  第一当然是他个人和家庭的开支。总督和巡抚身为省部级官员,起居出行,当然要讲一定的排场。同时清代官员没有公房,没有公车,没有差旅费、误餐费,也没有公费医疗,连买官服都要自己花钱。讲究点的总督和巡抚,置办齐一套官服,要花掉几千两。养活一大家子人更要花钱。社交支出更是巨大,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需要应酬的地方比今天还要多。

  第二项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点。作为一方诸侯,总督和巡抚身边当然会有一大批工作人员。但是在清代,这些人的工资却要由督抚自掏腰包。因为在清代督抚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在编官员,其他人都没有“编制”。这些人当中,幕友也就是师爷工资最高。一般一个总督或者巡抚,要请八个以上的幕友,每个人年工资至少一千两白银。这样算来,督抚每年需要负担的幕友工资支出就达八千两以上。

  由督抚来负担身边工作人员的开支,这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比如,按国家规定,总督作为当地军队的最高统帅,每年都要阅兵。阅兵就要花钱,还要对表现优秀的士兵进行奖励。这些支出并无国家经费,要督抚们自筹。

  在督抚诸多不合理负担中,有一项最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的通信费用。封疆大吏经常要派人往返京城,递送奏折,与皇帝沟通信息。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得力干员去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边远省份花费更多。这些支出皇帝同样不管。

  所以一位总督和巡抚要维持正常公务和私人开支,每年花费在八千至二万多两不等。

  “陋规”已成为变形的财政制度

  所以,陋规的产生,也有其“不得已”之处。收入155两,支出8000至20000多两,解决这中间的巨大差额,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没有独立财政来源的情况下,督抚们只能靠他们的权力,通过“勒索下属”,来搞一点经济收入。这种“勒索”时间长了,就形成了“陋规”。

  其实早在康熙晚年,陋规问题就已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康熙皇帝也曾对陋规情况进行过调查,想看看陋规具体都有些什么内容。康熙五十六年,江西巡抚白潢按要求在奏折中向皇帝详细汇报当地的陋规收入。

  白潢具体列举了江西省陋规的五项内容:一是节礼,下属官员在节日所送,每年大约五万两。二是漕规,粮道衙门所送,每年四千两。三是关规,辖区内两家税关衙门所送,每年两千四百两。四是盐规,盐商所送,每年一万两。五是钱粮平头银,每年八千两,布政使衙门所送。总数达到七万四千四百两。

  从这份清单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潢所收到的“规礼”由“规”和“礼”这两部分组成。所谓“规”,是由下属部门送的。只要是有钱有权的部门,都要给上司进贡。

  至于“礼”,则是所有官员,不管肥缺瘦缺,官大官小,都要送的,因为这是代表官员个人的心意。顺治、康熙时代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曾经这样概括一个州县官员需要送的礼金:

  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时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

  陋规的“陋”字反映了世人对它的道德判断。因此今天的读者有一种常见的认识,认为“陋规”是贪腐的产物,并且主要都归入了官员的私囊。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综上所述,“陋规”产生的最初原因,是地方官员收支的巨大不平衡。它本来的主要用途,也是地方公务。因此,它不能直接列入官员的个人收入。事实上到了后来,特别是18世纪晚期,这些陋规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复杂的非正式经费体系,与正式的财政管理相辅相成……它的存在基本上是对中国帝制晚期的财政无法向官员提供履行职责手段的一个回应。”

  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著名清官林则徐也公开收受“陋规”。道光二十六年,陕西发生重大灾荒,地方税收大幅减少,导致国家的军粮都停征了,然而“陋规”的致送却不能停止,陕西粮道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这一年“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其中的“抚”就是陕西巡抚林则徐。那么林这一年所得“陋规”多少呢,张集馨说,计“每季白银一千三百两”,另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年逾万”。

  不管多大的天灾人祸,林则徐的“陋规”都会旱涝保收。我们很难想象林则徐为一己之私不顾百姓死活。这一事例只能解释成,离开了这笔“陋规”,林则徐个人生活以及巡抚衙门的日常运转就无法继续。这个例子还可以说明,“陋规”其实已经成为一种变形的财政制度。任何一位官员也无法跳离“陋规”游戏。

  如果这样说来,我们应该给“陋规”正名,不是“陋规”,而是“常规”。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演进,陋规确实是越来越“丑陋”了。本来收一万两就可以满足公用,他会收到两万两、三万两,甚至十万两。多余的部分,装入私囊,或者送给上级。

  相对于上面估计的雍正年间督抚的实际年支出是八千到二万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的默许下,官员们会超越“合理”限度多远。

  康熙:奠定制度性腐败的基础

  面对这个问题,康熙皇帝的态度如何呢?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之一。他除了治国雄才之外,还有很突出的人格魅力。但是他在反腐上却不怎么成功。相反,正是他奠定了有清一代制度性腐败的基础。

  康熙皇帝最大的错误是在他漫长的统治期内,确立了一个畸形的财政制度。如果我们承认清代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话,那么导致腐败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千古明君”康熙任内完成的。这个财政制度的最主要错误,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配比例上的极不合理。一国财政一般为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两部分。这二者间如何把握一个合理的分配比例,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随着历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中国传统王朝的中央财政占比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明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例,大约是七比三。这个分配比例,本来已经是非常不平衡,地方官员缺乏财政资源,导致地方道路建设、公益事业甚至衙门开支都没有着落。清朝开国之初沿袭明制,也是七比三,但是从顺治年间到康熙初年,地方政府的财政占比却进一步下降。这是因为顺治之后,统一战争还在一直进行,与南明和各地起义军、反抗力量的战争一天紧似一天,军饷供应成了天大的事,一切都要为这个让路。中央政府没有别的财政来源,只有不断压缩地方开支。

  到了康熙年间,战争仍然连绵。特别是三藩战争花费的军费更是巨大。朝廷在财政上想到的最主要办法,仍然是压缩地方财政开支。

  这种情况下,各地官员开始普遍巧立名目,千方百计盘剥百姓,以补充经费之不足。陋规制度慢慢发展完善起来。

  如果说在战争紧急之际,中央政府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全国统一战争彻底结束之后,统治者应该合理制定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最起码要让财政运行回到明代的常轨,才能最低限度地满足地方政府的财政需要。

  但是康熙皇帝在这个时候,犯了重大错误。收权容易放权难,历来是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专制集权制度的特点是自私而短视。经过多年的财政集权,中央官员享受到了财政集中的好处,不愿意再把已经到手的财权拱手送交回地方。另外,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发展,中央政府需要做的事很多,要花钱的地方不少。因此中央政府缺乏归还财政权的动力。

  而且,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惰性严重,凡是一旦形成了“常态”,形成“先例”,就难于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到了康熙中期,全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基本固定为82:18。这个比例后来作为“祖制”,被历代继承下来。因此与明代的7:3相比,清代地方的财政占比进一步降低。康熙在位六十年,他既有充分的时间,也有足够的权威,因此他完全有条件,深入思考从容布置,为大清王朝建立一套比明朝更为合理的财政制度。但是他没有做到。

  对于地方财政比例过低这个问题,康熙本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也明白,亏空起源于地方财政存留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比例,来改善地方财政状况。但是这项改革难度极大,因为它涉及中央衙门和官员的切身利益。而康熙晚年,已经无力兴革。他采取了保守疗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官员们偷偷去搞灰色收入。

  这样一来,康熙末年自然吏治废弛,贪贿公行,整个王朝的行政秩序已经无法回到有序运行的轨道。官场腐败的代价必然是民生的凋敝。康熙晚年,百姓生计日益困乏,破产流亡现象日益严重。连北京这个首善之都,遇到荒年也是“辇毂之下聚数十万游手游食之徒,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社会不安定因素开始增加,康熙后期接连爆发了福建的陈五显起义、河北的亢珽起义及台湾的朱一贵起义。

  面对这样的乱局,年老的康熙帝除了发出“承平日久,人心懈怠”,“朕心深为失望”的叹息,别无所能。如果没有一个能力非常的继任者大力整顿,大清很可能在不久之后走上覆亡之路。

  雍正:整顿吏治,不止于惩贪

  康熙皇帝突然驾崩于畅春园。皇四子胤禛出人意料地夺得了皇位。

  在动荡中即位的雍正,面临着重重危机。除了皇族的迟疑,兄弟们的不服、天下人的窃窃私语,他还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那就是官场的贪污腐败。康熙晚年,买官卖官已成常态,甚至连皇子们都纷纷身陷贪腐之中。比如皇九子允禟曾经收受觉罗满丕三十万两白银,为他谋得了湖广总督一职。觉罗满丕上任之后,大肆贪污,导致他的辖地“督、抚、布、按七人,贪庸一辙”,也就是说七位地方高官全部贪腐,湖广吏治一塌糊涂。朝中大臣也大肆结党营私,大学士明珠把持内阁。另一权臣索额图也是广树党羽,大肆贪赃,其家之富,“通国莫及”。

  雍正帝即位之初,对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级“封疆大吏”的总体判断是:“懈弛者十之八九,其中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在这些地方大员的带领下,地方官员结成利益同盟,共同对付中央的监督和检查,导致各地中央政策得不到执行。

  雍正皇帝的个性与乃父康熙截然相反。一提起雍正,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严苛”“险刻”“抄家皇帝”等词汇。确实,康熙皇帝崇尚宽仁,对臣下不法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雍正却是出了名的“精明严刻”,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他不能容忍他所看到的任何贪渎行为,必将犯官严惩而后快。

  一般来讲,新皇帝登基,为了争取臣下的支持,都会首先广施恩泽。特别是雍正在动荡中即位,面临着皇族的集体挑战,他上台后应该先给官僚阶层一笔大大的好处才对。然而,雍正却不屑于此。帝位认同的危机,丝毫没有影响雍正果断整顿吏治。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当时的贪腐是由制度决定的,因此要从制度入手。

  雍正认为,要反腐真正有成效,就要解决官员收入问题。他要求的只是清廉,而并不是让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诸凡总期尔合于公慎而已,朕未有令尔等地方大吏至于困苦之心”,“未有枵腹从事之理,但不欺隐,于分外贪取,即为可嘉耳”。

  因此他决定,给地方官员发放养廉银,让他们不再靠贪污受贿生活。雍正皇帝按各级官员的官职高低、事务繁简,给全国地方官制定了不同的养廉银标准。一般来说,雍正年间总督每年的养廉银为20000两左右,巡抚为15000两左右,布政使为1万两左右,按查使为8000两左右,道府为5000两左右,州县为一二千两。养廉银数额超过了他们各自俸银的数倍、数十倍乃至一百多倍。他认为,如果发放养廉,则官员们“均得养家之银,又可杜绝礼物之耗费而安分守己。若非极不肖者。必不会冒死而动私派于费挪移钱粮之心”。可以极大程度地改善吏治。

  养廉银制度使官员的薪俸收入有了明显增加,让他们仅凭工资就能过上体面生活。以前地方官员大部分人虽然名义工资不高,但灰色收入极高,而且国家无法监管,实际上让大部分人都成了法律意义上的“罪犯”和“窃贼”,生活在罪恶感之中。“以下养上”的财政格局,也让官场上不得不官官相护。

  养廉银改革,则让官员的收入显性化、透明化、制度化。发放养廉银数额虽然庞大,但实际上只是变暗为明,并没有加重人民的负担,也没有加大朝廷开支。

  更重要的是,在养廉银改革之后,雍正就可以正式禁止“陋规”。雍正严厉警告各级官吏,在实施养廉银后“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着,朕必访闻,重治其罪”。雍正心狠面冷,说到做到,下手无情。“贪倡之徒莫不望风革面”,就此洗手。所以从当时地方官的汇报看,禁革陋规改革确实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果。比如年希尧就任广东巡抚后,概行拒收下属例行节礼;广西巡抚孔毓珣上任伊始,也将衙门节礼“尽行不收”;广西布政使刘艇琛对各属所上节礼也“分毫不敢收受”。

  养廉银改革使雍正年间至乾隆中期半个世纪里,大清王朝贪污大案明显减少,吏治面貌大为改观。对于雍正的养廉银改革,历来评价都比较高。养廉银制度是清代反腐制度建设的最大一项成就,也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制度建设的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乾隆:“新法”让贪腐死灰复燃

  那么,这一制度为什么后来失败了呢?这还要从乾隆说起。

  雍正去世之后,25岁的乾隆继位。乾隆是一个正统儒家思想培养教育出来的皇帝,他的执政思路与乃父有诸多不同。他对养廉银制度进了富有自己个性色彩的调整和“完善”。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声名远播的著名皇帝,这个人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是才干非凡,雄心、自信心和责任心在清代帝王中首屈一指。他对每件事的考虑,都是从“大清朝亿万斯年”这一大局出发,着眼于大清江山的永远巩固。与此同时,乾隆和康熙一样,也是一个“静态思维”的人。在他的头脑中,世界永恒不变,历史永远循环。所以乾隆酷爱用规章制度套住,把他治理下的一切都标准化、格式化起来,希望让社会永不再变化。所以他决心在自己任内,把大清的一切制度都完善并固定下来,不用自己的子孙后代再费脑筋。

  雍正皇帝设立的养廉银,本来是一个动态的可以随着需要不断调整的数字,由地方官员根据实际情况请示,由中央政府最后定夺。这样就可以保证养廉银的数字可以适应各种变化。

  但是乾隆却对各级官员的养廉银都重新审定,公布了明确的数字,并且永为定制,轻易不做调整。

  从表面上看,乾隆此举是对养廉银制度的规范和完善,但是,这个做法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通货膨胀之时,官员的收入与支出不能合理调适。

  从雍正到乾隆再到嘉庆,大清王朝经历了一波漫长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非常明显,生活在乾隆朝的很多人都有非常强烈的感受。比如汪辉祖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说,当他十多岁的时候(乾隆十年前后),每斗米的价格只有九十到一百文,现在,一斗米在180到310文间浮动。钱泳则说,经他研究,顺治朝一亩地的价格不会超过二三两。在康熙时期每亩上升至四五两。乾隆初年,每亩价格上升至七八两,偶尔甚至有十两。到了乾隆后期和嘉庆初年,土地已升至平均每亩五十两。

  这些人的说法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证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造成清代中期这波漫长通货膨胀的原因,除了清代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外,还有因为海外贸易导致的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根据整个18世纪官员的零星记录,王业键估算出这一时期物价差不多增长了三倍。”

  通货膨胀三倍,就意味着官员的收入与支出之间,至少又出现了三分之二的缺口。官员们的生活再一次严重入不敷出。“官员生活支出增加,但养廉额不变,使得官员极为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不约而同又一次开始偷偷收“陋规”,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乾隆皇帝的正确应对方式,是效仿父亲,来一次新的财政体制改革,大幅度地提高官员收入,把他们从收支不平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但是乾隆拒绝这样做。相反,因为财政紧张,他开始不停地打官员们那笔养廉银的主意。已经大大缩水的养廉银,在乾隆晚期,又开始遭受朝廷的七扣八扣。比如乾隆四十年(1775),浙江省修筑石塘,因为物价上涨严重,工料物价“今昔不同”,原来估算的工程造价,竟然短缺二百万两之多。这短缺的经费如何弥补呢?乾隆要求,浙江通省官员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起,每年各捐养廉银四分一。

  这种临时抱佛脚式扣款,从乾隆晚年起渐渐成为常态。嘉庆皇帝继位之后,也顺理成章地沿用这一“祖制”,靠扣发官员养廉银来解决一时的财政窘迫。本来就不足花用的养廉又被扣得差不多了,现实又是“百物翔贵,委难敷用。”官员们应该如何自处呢?毫不奇怪,贪污腐败又一次开始横行,“贿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论出于贪渎者犹少,迫于穷困者实多。”“不得已设为名目,取给下僚。”陋规体系全面死灰复燃。

  历史又流转回到了雍正初即位时面临的困境,再次燃起的腐败之火,比原来更有破坏力。

  道光的决策“流产”了

  到了道光时期,大清王朝的统治者最后一次鼓起勇气,试图解决陋规问题。

  清代皇帝在雍正之后,基本规律是一代不如一代。道光天姿平常,能力比较差,也没什么魄力。但是,再无能的统治者刚上台之时,也想挽起袖子,干点事业。因此,新帝登基,例有一番兴革。道光皇帝在位期间,唯一一次积极进取,就发生在即位初期。

  道光皇帝登基不久,召见资深重臣英和,询问他如何整顿政治,改革国家。英和当时任吏部尚书,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他为官多年,深知当时天下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吏治,而吏治的核心是整顿陋规。于是他建议道光从陋规这个问题抓起。

  关于陋规横行之下官场的种种丑态,道光皇帝当皇子之时,也有所耳闻。听英和这么一说,他也深感这个问题不抓不行。亲政之初,他雄心勃勃,又没有实际政治经验,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深浅,对英和的建议立即表示同意。

  十几天内,道光接连下了四道语气坚决的谕旨,宣布要整顿陋规。

  道光皇帝于是命各省督抚,将所属机构的陋规,逐一清查。看看这些陋规是因何而产生,哪些是情有可原,哪些纯粹是官员贪污入己。分别清楚后,“存者存,革者革,违者议处。”应该保留的就保留,应该革除的就革除,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各省奏上,经批示确定以后,通行晓谕,一体遵守。从这道圣旨来看,道光对陋规问题的实质看得倒是很清楚。他说:“与其阴以取之,何如明以与之。”可惜,道光不是雍正那样的大有为之君,道光时的大臣们也罕少雍正时期那样的能臣,道光时期,“人才消磨已尽”,剩下的绝大多数已经是能力严重退化只知维护自身利益的庸臣。道光皇帝的这道圣旨发下,大清官场一下子炸了锅。大臣们纷纷激烈反对,不断上奏,给刚上台的皇帝来了个下马威。

  气势汹汹的反对把道光皇帝一下子吓倒了。他本来是一个没什么主意的人,现在一看大臣们异口同声说此事不可行,那显然是不可行了。等到地方大吏进京面陈,特别是读到孙玉庭的奏折,完全说服了他,让他感觉非常后怕,因为自己差点捅了个政治大娄子,造成政治严重不稳定,幸亏有经验的大臣们救了他。道光皇帝于是立刻收回成命,下令立即停止查办陋规。

  大清王朝统治者最后一次清查陋规的努力就此流产。

  鸦片战争之后,国家步入危急存亡之秋,财政问题更加突出,但是清代末期的几个皇帝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他们解决财政问题的思路只剩下一条,就是扣减百官的俸禄和经费。特别是太平天国军兴,咸丰皇帝首先想到的“节源”之方,就是给京官“减薪”。“咸丰六年,为缓解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财政收支不平衡,政府对京职文官俸禄进成折扣发放”:文职官员一二品酌给七成;三四品酌给八成;五品以下及七品之正印官,武职三品以上,酌给九成。甲午战争爆发,扣减又接踵而至。光绪二十一年,“在京王公以下,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俸银并外省文武大小官员养廉,均按实支之数核扣三成,统归军需动用。”政府还采取钱钞代银等方式,变相降低京官俸禄。

  如果能效法雍正的改革精神,后世皇帝本来可以有更大作为。但在世界大势发生急剧变化大背景下,清朝统治者却更加因循守旧,更加抱残守缺。因此我们可以说,养廉银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高薪养廉”思路的失败,而是大清后世统治者们缺乏深化改革精神所导致。

责任编辑:曾文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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