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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斗争助力红军脱离长征困境

2016-11-08  来源:国防参考  作者:魏刚 张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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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是一次远离根据地的战略大转移。在这两年时间里,红军转战10余省,跨越万水千山,突破数十万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红军长征的胜利,与隐蔽战线发挥神奇作用是分不开的。

  1 “四角号码情报”使红军脱险长征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极为严密,但会议结束的当晚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并很快送到周恩来手中。中革军委马上采取反“围剿”的措施,实行战略转移,使10万红军及时脱离险境。

  “铁桶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以瑞金为目标,各部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千米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然后每天攻击前进5千米后就修筑碉堡工事,严密进行火力配系,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来往,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进行决战。

情报斗争助力红军脱离长征困境

  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蒋介石用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迷惑红军。蒋介石对这份“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

  然而,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铁桶计划”的全套资料,就落到了地下共产党员项与年等人的手上。我党为何能够如此之快地获取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事情得从一个叫莫雄的国民党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说起。莫雄,广东莫德县人,早年毕业于广东陆军讲武堂。1934年1月间,莫雄应国民党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之邀,来到南昌做官,在一次宴会上碰到昔日友人杨永泰。

  时任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推荐他担任赣北第四行政区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被蒋介石批准。他上任后马上想到,这是一个让中共派人打进蒋介石营垒中的良机,随即赴上海找党组织商议。中央特科决定派项与年等十几个秘密地下党员,随莫雄去江西,多数被莫雄安排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职。4月,正值江西中央苏区面临深度危急形势时,项与年与刘亚佛、卢志英等多位同志一道被派往江西(赣北)德安,与刚上任不久的莫雄结成特殊统战关系。

  在由十几名成员组成的德安地下特工小组里,卢志英是党内负责人。这一特工小组在瑞金党中央的接头直线,正是军委二局的曾希圣和钱壮飞同志。由于有莫雄特殊身份的掩护,“德安小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铁桶计划”具体实施方案,莫雄恰好奉命参加了会议。

  庐山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这次会议上发的全套“铁桶计划”绝密资料匆匆下了山。经过反复思考,莫雄毅然决定甘冒杀身之险将全套“铁桶计划”交给了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

  莫雄焦急地对项与年说:“你赶快想办法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激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项与年拿到情报后立即决定亲自将情报送出去。项与年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要点逐一抄到四本四角号码字典上,并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

  项与年进入泰和县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经多天艰难跋涉,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将4本字典亲自交到了周恩来和李克农的手上。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站的老叫花子就是相熟的老部下,感动之情无以言表。

  当“铁桶计划”被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这时中革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我战略要地古龙岗已被敌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

  情况表明,敌“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临时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峻,必须抢在敌“铁桶”尚未合拢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此之前,临时中央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已无可能,为此,中革军委曾命令红7军团、红6军团、红25军先行北上西征,并发出“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充实主力部队,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

  10月18日,紧急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分别从4个渡口渡过于都河,并于10月21日发起突围战役,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

  由于当年的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而战略转移又仓促匆忙,就连毛泽东等许多领导人事先都不清楚,导致以后的党史文献也很少提及此事。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莫、项二人的功勋。毛泽东后来知道此事时,曾称赞这份“四角号码情报”功绩是巨大的。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特意叮嘱南下广东的叶剑英要找到莫雄安排好他的工作。

  2 借助情报毛泽东用兵如神

  打下贵州遵义后,红军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举行著名的遵义会议。会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决定红军向黔西北运动,力图抢在川军尚未部署完善之前强渡长江。从1月至5月,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指挥各自部队在黔、川、滇交界地带进行了一场场斗智斗勇的殊死较量。结果以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成功地突出重围而告终,蒋介石千方百计要在赤水河两岸围歼红军的意图化为泡影。历史证明,“四渡赤水”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情报助力功不可没。

  1935年1月29日凌晨1时左右,毛泽东命令红军在土城附近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往四川古蔺(县)地区前进并寻找战机。2月6日,蒋介石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7日中午,在云南扎西县扎西镇,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旋风一样冲进毛泽东住处:“报告毛委员,龙云今天刚刚宣布《作战方略》,电令川军主力7个旅固守古蔺、叙永、古宋、长宁等县及长江沿岸,防堵红军北渡……”

情报斗争助力红军脱离长征困境

192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中央特务委员会,下设总务、情报、行动、无线电通讯科。为各地的地下党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建立与中央局、分局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红色电信由此发源,为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进行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奠定了基础。

  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召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后毅然提出:“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杀它个回马枪,突破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王家烈部。我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毛泽东上述举措,显然是完全掌握了龙云刚刚下达的《作战方略》。

  2月19日,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从十倍于己的敌人的空隙穿插出来。其间,曾希圣率人严密地监视着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的一举一动。红军针锋相对的措施清楚地表明红军已经完全掌握了龙云刚下达的《作战方略》情报。当各路敌军纷纷拥向扎西时,毛泽东见黔北敌兵力薄弱,出敌不意地指挥中央红军向扎西东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向东二渡赤水河,回师重入黔北,在遵义地区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2月26日,毛泽东又依据军委二局提供的吴奇伟部两个师的位置,判断这两个师两天内赶不到遵义城,于是命令红1、红3军团乘由娄山关溃退遵义之敌喘息未定之际,发起攻击。2月28日晨,红军攻占遵义城。

  当日,吴奇伟率部赶到遵义附近,随即指挥所部和王家烈残部进行反攻。军委二局又及时将破译的敌情和吴奇伟指挥部位置报告军委。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人研究了敌情后认为,川军距红军距离尚远,吴奇伟两个师孤军深入,王家烈残部已成惊弓之鸟,决定围歼吴奇伟部,命红1军团主力直插忠庄铺,首先打乱敌人指挥,然后各个击破。随即,红1、红3军团发起进攻。国民党军溃不成军,吴奇伟仅率一个团残部狼狈逃出红军包围圈。

情报斗争助力红军脱离长征困境

1956年项与年(左)和莫雄在广州合影。

  中央红军在二渡赤水后的5天内,以7个团的兵力,歼灭和击溃吴奇伟部2个师、王家烈部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多支(挺)、子弹10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军取得了桐遵之战的大胜。比较土城之战和桐遵之战,不难发现情报的准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

  桐遵之战后,情报工作又一次决定了红军的行动。3月10日晚上,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遵义枫香镇苟坝村召开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战役计划。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黔军在打鼓新场的实力如何?情况不明,又有川军可能从旁策应,且滇军将很快赶到打鼓新场与黔军会合,而我军两天后才能到达打鼓新场。

  在此情况下,如果硬啃这块骨头,我军将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这样,在党中央、中革军委决策层出现了一次激烈辩论的决策过程。由于大多数同志赞成,计划仍获通过。晚上,毛泽东到周恩来处,建议推迟发布命令,再加考虑。周恩来当即召开负责人会议,再次研究作战计划。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晚11时,曾希圣发来飞报:黔军在打鼓新场筑有坚固的工事,蒋介石严令附近川军协防打鼓新场,并令滇军奔赴打鼓新场,不日到达。两个多小时后,政治局再次开会。事实面前,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发起打鼓新场战役的意见。

  但不打打鼓新场,红军的出路在哪里?这时,二局有关蒋介石调兵遣将的情报源源不断汇总到毛泽东手中:东、北、南三个方向都有敌人重兵围堵,唯有西方较为薄弱。这样,三渡赤水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因为赤水河就在离红军不远的西边。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红军分别从茅台镇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

  3月20日中午,曾希圣刚刚截获的蒋介石当天的一份密电到了毛泽东的手中,密电表明蒋已经亲赴贵阳督战,并发出豪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当天下午,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毛泽东决定红军主力立刻掉头返回贵州。

情报斗争助力红军脱离长征困境

这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巧渡金沙江时住过的岩洞。如此天险,再加上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要想渡江绝非易事。但是,英勇智慧的红军,用一连串“巧招”实现了这一战略意图。

  当日深夜,在沙土的红军总指挥部里灯火通明。正当大家苦苦思索时,二局局长曾希圣提出一个妙计,就是利用红军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口令和电文格式,冒充正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命令他们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从而将敌这两部主力调开。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听后立即拍案叫绝,肯定这个方法可行。漆黑的夜空中,随着“滴滴答答”的电报声音传出,一份来自“蒋总司令的电报”从沙土发出。果然,二局电报发出不久,周浑元、吴奇伟随即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为红军腾出了过江的时间。

  3月21日晚至22日晨,红军主力又突然南下,迅速地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日夜兼程,向南疾进,于31日顺利地通过周浑元在鲁班场一带设置的封锁线,一举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离贵阳只有50余里。

  3月31日午后,除红9军团外,中央红军红1、红3、红5军团全部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调出滇军来援。这时,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顾问端纳都在兵力空虚的贵阳,蒋介石在惊慌失措中乱了方寸,于是急调滇军孙渡率3个旅赴黔“护驾”。结果,云南军阀的主力被调出,滇省大门洞开,毛泽东迅速指挥红军转兵云南,直奔金沙江畔。

  4月9日,红军从贵阳、龙里间的大马路上穿过,迅速隐蔽地折向西南,经紫云、贞丰、兴仁等县,以每日行军七八十里至百多里的速度,昼夜兼程,进入云南,于4月27日到达曲靖地区,把蒋介石尾追的部队远远地甩开了。在向云南疾进的同时,毛泽东还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以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主力却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过江。

  巧渡金沙江时,二局的情报同样起了关键的作用。南渡乌江后,军委二局继续发挥秘密“武器”的作用,一再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抢得战略先机。4月8日,中央红军穿插至贵阳东面的贵定、高寨等地。二局又侦得云南方面守备空虚的准确情报。毛泽东等领导人命令红军除留在乌江以北的红9军团外,全部由贵阳、龙里之间南插直入云南,将国民党军围堵红军的40万大军抛在了贵州。

  当红军离金沙江边还有3天行程时,敌人在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时间紧急,毛泽东愁眉不展。烦心的是,前线陆续报告:一军团在龙街渡口,三军团在洪门渡口都遇到了困难,水流太急,难以渡过。

  闻报之后,他更是心急如焚。就在此时,曾希圣送来一纸电文:“据二局掌握的敌往来电报,离我们最近的是敌13师,师长万耀煌既怕死又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军情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追赶。这样,就和我们拉开了四天的路程。”毛泽东看完电文,笑了:“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三军团都调到皎平渡渡江啰。”

  到5月9日,红军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在乌江北岸牵制国民党军而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也渡过金沙江并与红军主力会合。7天后,国民党将领薛岳率领追兵赶到金沙江边时,船只已经被烧毁,只能隔江兴叹。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后来对时任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可见,情报斗争在保障红军长征胜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任编辑: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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